杜永彬：
　　把书当饭吃，视学问为宗教，将书房取名为“清心斋”，深知做学问，投入和收获几乎成反比，得不偿失，依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痴心不改，虔诚“闻、思、修”，真心“讲、辩、著”，以静制动，“守望学问”。

　　任新建：
　　我热爱藏族文化，不仅因为它的神秘，它的绚丽。更为了那份从内心深处发出的乡情！
　　我想我拥有的激情与灵感与其他康巴人并无多大差别，如果硬需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并不是我的身上流动着藏汉两个民族的血统，而只是我从“团结族”这个称呼中悟到了我该多作一些什么事情。在我看来不了解康巴实际上就没有真正了解藏族，就不能正确认识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就不能真正领悟藏文化的丰富多彩及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因此，真正的认识康巴，始终都是我最大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

　　仁真洛色：
　　我，又名韦刚，大练钢铁的年代生长于藏汉各文化交触，撞击的山中古城——康定，名字、气质、思维都深深烙上了时代及环境的印迹。
　　幼时以飞檐走壁，好斗顽皮称著邻里，稍懂事已到广阔天地磨练，一不留神以210分进入西南民族学院，从学政治、历史。大二时一个偶然机会接触藏族历史，立即为自己对本民族情况的如此无知感到羞愧，于是焕然投身藏史海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愈陷愈深。为了研究藏学，大三起就严重偏科，乃至有科目老师提起警告；为了研究藏学，二进四川藏文学校，剃光头发、光脚上课、为了解一顿肉馋可以走上十公里的山路，最后染上剧痢，差点难命都葬在德格县的八邦寺；为了藏学，四处求师。为了几个问题曾赶几百公里求教……
　　但遗憾的是事与愿违：研究上没有师承、重点，有什么写什么，来去自由但至今仍无专长；大学毕业就想到科研单位，费了不少周折却始终在行政圈子里东游西晃，论文越写越不对劲，公文和调查报告却一挥而就，颇受领导欢喜，于是几次下派、几进党校、学风不见长、官风习气却染了许多。好容易进了科研部门，又摊上个所长法人、上下左右、吃喝拉撒、文山会海、样样都需操心，样样不敢怠慢，实感实惠太小，差事难当，精力衰渴……
　　平生喜欢“万事启尽如意，但求无愧我心”格言，人生过半，偶有回首，自觉尽了努力，但牵扯太多，总感不如意处太少，唯用无愧于心宽慰自己。

　　李涛：
　　从事藏学研究，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选择。
　　喜欢藏区蓝天白云、芳草萋萋、牛羊成群的自然环境。
　　喜欢淳香浓郁的酥油茶、青稞酒、还有那风干的牛羊肉。
　　当然，更喜欢的是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人们，更喜欢他们那纯朴善良、热情好客的天性，更喜欢他们那乐观豁达的生活哲理以及视死如生，对生死的独到诠释。
　　也许是因为那次偶然的定日之行，站在珠穆朗玛峰附近，伸手似乎可以揽天的山口，远眺喜玛拉雅银白一片连绵起伏的雪山，才猛然醒悟，人生何其渺茫、何其艰辛、而生活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藏民族却创造出了如此灿烂深邃的文化……十多年来，我勤奋地品读着，研习着藏文化，却一直犹如涉世未深的孩童；一次次走进藏区，却永无厌倦、永远新鲜，最后，自己反变成了一位虔诚的信徒，膜拜于雪域圣地，醉心于阳光与高原的诱惑，甘愿默默地成为一名藏文化的传播者!

　　张建世：
　　1987年夏季到藏北调查，7月在唐古拉山以北，海拔近五千米的安多县布曲乡的赛马会，牧民们都带着帐篷集中到了这片草滩，我们也骑了两天马赶到这里。这是一片很大，很平，很美丽的草滩，牧草茂密、还有片片小花。可早上起来一看，白茫茫一片，天上仍在飘着絮絮的雪花，牧民们的帐篷顶上、牦牛背上都还有一层薄薄的积雪。盛夏的大雪，令我兴奋不已。当时不由自主的想起了1984年隆冬时节在海南岛调查时在海边游泳的情景，温温的海水，暖洋洋的细沙，与这漫天大雪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且季节也颠倒了，大自然是多姿多彩的，它所孕育的民族文化更加的多姿多彩，而且更丰富、更复杂，更另人感到她的魅力。好多次在藏族牧民的帐篷里调查时，都曾浮现过在海南岛黎族村寨中、在西双版纳傣族竹楼里、在凉山彝族的火塘边调查的情景。虽说能明显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然而要真正认识她、理解她却是那么的困难。特别是有许多与本民族文化不同的东西，甚至有一些是武断地称为“落后”的东西，要真正理解它就更不容易。而且它往往有自己的逻辑，自己的道理，有它的生态适应性。当我们研究异文化，或与其他民族相处时，多一分异文化、异民族角度的思考，少一分本民族、本文化角度的判断，是理解异文化，异民族的第一步。在当今多民族共处，多种文化加速碰撞的时代，真正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李永宪：
　　考古学对逝去的人类文化的理解认识程度，首先取决于他对当今人类、文化的认识程度和方法。我们对当今人类及社会文化有比较充分的认识，我们才可能理解古人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只有理解，才能对话和交流。
　　西藏考古仍然是以实证的古代遗存的基础资料，用科学的眼光分析和采纳，从那些偶然保存至今，又偶然被发现的遗迹、遗物中，认识和理解早已消失的高原之光。
　　任何总结性的定论都需要积累，需要时间和思考，所以现在我们应当明白的是，考古是了解认识古老西藏的途径之一，而且是一条极其重要的途径。

 　　李锦：
　　作为一个生长在藏区的汉族姑娘，高原的蓝天、绿草、永远都是我魂牵梦的爱。在我的心灵深处，自己早已是青藏高原的女儿，对藏区的爱是女儿对妈妈的爱，永不停息。更为庆幸的是，我终于得到了为这片土地努力工作的机会，因此，我选择了藏区的发展做自己的努力，回报我挚爱的藏区。

　　杨建吾：
　　因为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喜欢文史，且有写诗的习惯，1963年12岁时尝试写诗，形成后投《中国青年报》不中，颇受打击，但并未减少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兴趣持续至今。19岁创作短篇小说《死去的记忆》，后继续写诗、写散文。1978年始有幸参加高考，“服从分配”去学政治，在大学工作两年多，自愿跳槽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而这，却源于家叔父，《藏汉大辞典》常务编辑杨承远先生的影响和教诲。近十多年，发表文化人类学论文，调研报告上百万字，编辑学术资料500多万字，其中三分之一涉及藏学。藏学，将是我今后研究的重点之一。
　　学术研究多甘苦。最感惬意者，是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苦恼者，是孤单奋斗时多，对外交往较少。因此，愿借此窗口，与海内外有志于藏学，文化人类的学者建立联系和友谊。

　　袁晓文：
　　我，袁晓文，名诗旭，字晓文，生于四川省凉山州安宁河谷冕宁县城一教书家庭，藏族，故又名益希汪秋。从小喜欢游泳、野营、登山，更喜欢中国古典小说，是一位唯美主义者、理想主意者。由于受时代的影响，还未上小学之前，即由父亲任授汉赋、唐诗、宋词，更能够将毛主席在当时发表的诗词一一背诵。高中开始喜散文、现代诗。大学时则对朦胧诗兴味盎然，偶有创作。读研时，则对哲学讨论非常入迷。故常有同学讲，大学你是上错了系，你该上的是中文系；研究生你也是上错了系，你应该上美学。更有同学调侃，我们艺术队伍里少了你这一点，应该感到有些遗憾。要遗憾的并不会是太多，高中立志作“志记”，可却去学了历史，不遗憾。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这一代，我们是幸运中的幸运，受文革“影响少，顺利上大学，顺利读研，顺利工作，凡事都较顺，因此，我们更应该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来抓住没一次机遇，不希望坎坷，但求有艰苦的磨练”。

　　王启龙：
　　当我第一次踏上向往已久的青藏高原时，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里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仿佛并不陌生，就好象是故地重游。那也许是因为出了我本人从高原（我生长在云贵高原）走向高原、对高原本身并不陌生的缘故之外，而重要的原因大概是我步入藏学领域之后对藏族深厚文化的深深眷念，对藏族文化故土的无限向往吧！
　　说实话，本人步入藏学领域的时间并不长，但相对我一而再地改变学术方向来说，藏学是最长的，相信在今后一生中不会再有比此更长的。此前我曾经从外国语言文学转到理论语言学，最后才到藏学这块充满生机活力的领域。这并不是因为莎士比亚和詹姆斯基没有吸引力，而是藏文化的魅力更巨。故而我只好从莎士比亚、乔叟、狄更斯等西方先辈的身边擦肩而过，之后又只好对自称为哲学家的现代语言大师詹姆斯基说了再见。不过，我得重申，过去的路对我今天的藏学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在短短的几年中，我深深感到藏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到人之渺小，感到到应该做的事情太多，应该补的课太多，但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作为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自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在继承，宏扬和发展民族文化方面贡献点滴之力。相信藏汉等各民族学者们的携手共进，千千万万的滴水之功，能汇聚成滚滚洪流，推动着中华民族多之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我认为，研究藏学，要放在中华民族文化大背景中进行，因此汉藏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在此研究过程中，除了汉文化对藏区的影响之外，还应着重于历代藏族文化对中原的影响。研究风格上我崇尚陈寅恪先生的边疆研究；从语言入手，从史料入手。
　　在生活上，我追求随意、真实。愿广交彼此可以说真话的朋友。
　　重感情，爱幻想。
　　在任何环遇下都向往着明天，从来不会失望与气馁！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遵纪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