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教材是当时任职于西康小学课程编订委员会[1]的谢国安先生等编印的，也有三种：《西康国语教科书》（8册）、《西康常识教科书》（8册）、《西康公民教科书》。[2] 本套教科书编辑方法，系根据教育部颁“小学课程标准“及西康特殊环境，先编汉文，再用藏文译注。本书于民25年（1936）译成，民26年（1937）1月出版，并由西康小学课程编订委员会通令各校采用。对于以上三书，上文说提梁甄第先生之文也有评述，认为该项教材之编辑与以前自编教材相比，进步极大。其特点是：一、汉藏合璧，一面汉字，一面藏文，对照易解；二、插图极多，适合儿童读书兴趣；三、内容丰富，如《常识》包括社会、自然、卫生三类教材，《国语》包括公民、党义、文学、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类教材；四、注重民族材料，对于民族融合历史、边疆史地、帝国主义之侵略事实、佛教题材等颇为注重；五、生字支配得当，如国语教科书，前四册，每课至多七个生字，后四册每课至多十个生字，生字另有附录，并注标准国音。该书藏文译注，有译例四点：一、课文依照西康南北两路通用语文翻译，并采用意译法。二、文法依据西康各县最浅显语句，并照藏文文法组织翻译。三、课内汉文语句，其意义连续不断者，系能通其语义按节翻译。四、书中名词系用康藏固有普通名词编译，并以青海编印之《汉藏小词典》为准，其无名词可译者，姑从音译。较为科学。
   

　　当然，梁先生也指出了这套教材“重要之缺点”：一、编辑汉藏教材，系先有汉文，再译藏文，译者只能按课照译，故译文多生硬勉强；二、编者不明康地生活及藏文组织，只凭主观编辑，故许多课题仍不易为康地儿童所接受；三、藏文译注，系一极艰苦之工作，本书对于附加符号及文法均有错误之处；四、插图多用汉地风光，人物亦多汉人装束，使康地儿童无亲切之感；五、题材仍多离开生活，如画父母及儿童同桌吃饭，并着汉人衣服。，而康人食糌粑酥油茶无桌无椅，无肴无筷，故令儿童莫名其妙；六、教材忽视民俗内容，康地歌谣、故事、传说、寓言及佛教之神话等，多不胜计。[3]
   

　　无疑，谢国安先生等编的这套教材与过去的教材相比，有了极为明显的进步。对于民国时期西康教育发展和推广曾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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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委员会系24年（1935）成立，由建省委员会聘请熟诵藏文谢国安等六人为编纂委员。

[2]  谢国安等编印：《西康国语教科书》（8册）、《西康常识教科书》（8册）、《西康公民教科书》（8辑，活页本），均为民26年（1937）出版。

[3]  也请参阅梁甄第（1942）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