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钟铭以桑耶寺钟最为著名。此寺为公元8世纪建成，由赞普赤松德赞亲自奠基兴建，是吐蕃弘扬佛法的根本道场。建钟者为赤松德赞的王妃没庐氏.甲茂赞。此钟口径0.69米，高1.2米，上体周长1.8米，下体周长2.1米，厚0.05公尺，器形庞大醇厚。铭文铸在钟体顶端，内外两层，每层6句，由左向右排列，共12句。阳文。内容为赤松德赞父子祈福之语，字型与吐蕃书面的古藏文体相同。

　　昌珠寺的铜钟也是由甲茂赞捐铸的。赞普赤松德赞逝世后，其幼子赤德松赞继位，甲茂赞的用意就是借此祈求“众生齐归善业”，发扬赤松德赞的威光，使吐蕃王业昌盛永存。需要说明的是，这座铜钟由唐朝的汉僧大宝监制。其钟已毁，仅存铭文拓片。据考，铭文的句数和桑耶寺钟铭并无二致。

　　与简牍、石刻比较起来，钟铭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留世的多为钟铭拓片，铜钟原物不复存在。钟铭属宗教礼器，发展规模极有限，传播的效能不可高估。原因可以想见:在造纸技术传进吐蕃，人们逐渐习惯于在纸上书写的情况下，庞大、昂贵、笨重的铜钟，已经很难成为大众化的信息载体了。不过，钟铭作为一种稀有的媒介物，它存在的本身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的信息传播功能是不可否认的。

　　五、盟誓

　　盟誓作为一种平衡各方利益，维持统治的有效手段，在吐蕃实现其宏伟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敦煌出土的《吐蕃大事记年》统计，从公元650年到公元763年的113年间，所载大事活动亦为113条，其中70条记载了盟誓活动，而且每条至少记载了一次，有的多达三、四次。新旧“唐书”对此总论之为“一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就盟誓活动来说，它就是一场大型的公开的信息交流会，或者说，是一个具有官方性质的“新闻发布会”。

　　盟誓成为吐蕃实现其政治稳定的一种完整机制。它的种类很多:个人之间、氏族之间、王室与贵族之间、王朝与邦国之间、王朝与邻国之间、王朝与部族之间，均能建立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和外交构架。

　　在吐蕃与其它王朝和部族之间的盟誓中，以唐蕃间的盟誓最有代表性。在唐蕃间，盟誓被高度重视，唐中宗曾经有言“唐使到彼，外甥先与盟誓；蕃使至此，阿舅亦亲与盟。”确定了双方来使必盟的约定。在其后的历史时期，唐蕃间的会盟真的很频繁。自公元705年到公元821年的116年间，两地会盟就多达8次。会盟的地点在长安、拉萨以及唐蕃间的一些便利的中间地带。唐蕃会盟所传达的重要信息，给两地带来了理解和和平。在各次盟誓中，均强调唐蕃通婚的友好情谊，表达“社稷如一”、“合同一家”的美好愿望，同时对挑起边衅的个别战将予以谴责，发誓双方遵守盟约，互不侵犯。

　　毫无疑问，盟誓的内容所涉及者都是国家大计。盟誓不仅维护和调整国家战略利益，还通过盟誓这种方式，向各利益群体以及民众传播相关信息，使当局的意志成为大众的自觉行为。这种形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半公开性，盟誓是官方行为，但也向民众部分公开。在很多情况下，盟誓的约束力并不值得完全信任，而得到部分保障的民众知情权，却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约束力。

　　在成熟的盟誓仪式中，我们会发现其作为“新闻发布会”的某些功能。

　　吐蕃的各种盟誓，并无一定之规。据《旧唐书.吐蕃传》的介绍，一般的情形是:一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盟誓时必杀羊、犬、称猴等动物，并致誓词。其模式就是牺牲加誓词。

　　唐蕃会盟的仪式在所有会盟中最显隆重。其中公元821年的长庆会盟规模最大。会盟前，吐蕃大相钵掣通、尚绮心儿等先将盟书寄予唐朝，后派盟使论纳罗抵达长安，进行具体磋商。唐皇帝同意后，唐朝君臣还要就是否告庙商议。最后皇帝降旨并派出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刘元鼎担任赴吐蕃的会盟大使。在公元821年10月，唐朝组成以宰相崔植、杜元颖、王播、韩皋以及御史中垂牛僧儒等17人的会盟使团，与吐蕃会盟使论纳罗，在京城长安西郊的西王会寺举行盟誓仪式，并将盟文刻于碑上。

　　与此同时，在盟誓另一方的吐蕃的都城逻些，还要举行类似的仪式。长安的仪式进行完毕以后，吐蕃盟使论纳罗与刘元鼎等人再赴吐蕃，晋见赞普，再作会盟活动。在《册府元龟》中，对这次会盟以誓作了介绍:不仅要专筑盟台，还要宣读蕃汉两种文字的盟书。

　　盟誓的仪式至此还没有结束。在拉萨会盟后不久，吐蕃元帅尚绮心儿还要在唐蕃交界处的大夏川中，“集东方节度使将帅凡百余人，看本国所置盟文，于台上高声晓读，读讫，因约束各守封界，无相侵略。”对盟誓的落实工作做得如此扎实，足见所谓“盟誓”，绝不仅仅是一种好看的仪式，而是确要监督执行，贯彻于实际，成为双方合作友好的契约。

　　长庆盟誓如此大张旗鼓，不惜跨越千万里之遥，由两方政府首脑高官主导，组成正规的使团，无非就是要造成广泛的传播效应，将此信息传递到唐蕃广大区域，特别是双方交界地区，以之为约束，保障双方稳定的友善局面。这种传播方式，相当于现今一事两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双方盟誓的官员和代表就是“新闻发言人”，参与盟誓的人员差不多就像是记者——不过没有提问的权利。在这样一个不会很大的范围内，完成着两个执政权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会的所有成员还将在更大范围内，将此次盟誓的信息进行“二次传播”，更多的人将会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也许在比现在更长的传播周期内，有关的信息终于可以传递到几乎所有民众耳中。这个周期自然比较漫长。它没有及时而完善的“文本”，故传播仅仅是依靠声音，以人的喉舌为播音器，次第传递，远播千里、万人。会盟碑的功能主要是记录和证明，完成着缓慢而跨越时空的信息传播。应当说，在吐蕃时期，会盟仪式是最典型和最富于功效的新闻传播机制。

　　六、驿邮传播

　　邮政是国家建立的规范信息传播途径和信道。大量信息正是通过沟通吐蕃与外界的主要信道——驿站，实现传播。在地理环境极为封闭的吐蕃，驿站具有极为重要的信息传播价值。

　　据史书记载，早在吐蕃王朝时，藏区就建立了通信“驿站”。《旧唐书》（卷196）载:“吐蕃征兵用金箭，寇至举烽燧，百里一亭。”其格局与唐代不约而同。出现了专门的“驿人”——“坡聂”、“莫聂”。按照信件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驿站和驿人还有长短之分:“长”者为急件，“短”者为缓件。邮差一般被称为“阿仲”。驿站的建立，使吐蕃的信息制度化、规范化，传送的范围、准确率、速度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最好的保障，实现了空前的飞跃。

　　吐蕃驿邮制度的建立，在藏、汉地文献中均可以找到证明。矗立于大昭寺门前的“甥舅会盟碑”，述及唐蕃“苦难每须通传，彼此相依，两国常相往来，两路所差，唐差蕃使并于将军谷交马，其挑泯之东，大唐供应，清水县之西，大蕃供应……”。对驿站的生活供应划分了“责任段”，足见双方都很重视驿站的通畅，并投入足够的注意和物资。在唐朝著名诗人的作品中，驿站及驿邮制度也常常被描述。岑参在《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息柱营便呈高开府》一诗中写道:“塞驿远如点，边峰互相望。”描写的正是吐蕃势力已经涉足的河西走廊和新疆的情景。白居易也作有这样的诗句:“扶病徒行日一驿，朝餐饥渴费盘杯。”《因话录》中指出:“蕃法:刻木为印，每有急事，则使人驰马赴赞（普）府牙帐，日行数百里，使者马上如飞，号为马使。”在敦煌发现的一批藏文文献中，就有公私文书，系公文副本和书信手稿。其中便有赞普牙帐签发的诏令，吐蕃河西职臣的书信等等。这也可证明吐蕃驿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情况。

　　吐蕃的驿路大体可分为三条:一是东北路（长安一逻些）；一条是西路（蜀一藏）；一条是西南路（滇一藏）。值得注意的是，吐蕃还建立了自己的“泛区域信道”。这条驿道以逻些为起点，经后藏再达泥婆罗、天竺。实际上，在很早的时候，吐蕃就已经与泥婆罗（尼泊尔）、天竺（印度）建立起联系。据尼泊尔人说法，早在大布聂塞赞普时代，此驿路已经开辟，大唐的使者赴印度就足履此道。吐蕃和它的南邻所交流的，并不仅仅是军事信息，还有大量生产、文化和生活的经验。

　　吐蕃时期的传播媒介表现出较为完整和创新的形式，在整体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体现出鲜明的特点和局限性。

　　（一）以竹木简牍、铜钟、石头为载体的文字传播，将吐蕃从亲身传播时代带入了人类传播的第二个阶段—文字传播时代。虽然这种传播的范围、时效很有限，但却是西藏古代传播史上的历史性转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吐蕃信息传播媒介在整个西藏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在西藏漫长的古代信息传播时期（自公元7世纪到20世纪初叶《西藏白话报》创办），西藏信息传播（包括新闻传播）媒介实际上还是以吐蕃时期的传播媒介为基本范型的。也就是说，西藏古代信息传播的传统差不多是以吐蕃时期为起点的。在13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西藏形成了以文字、驿传为主骨架的信息传播媒介，这种传播框架的奠基工作就是在吐蕃使其基本完成的。吐蕃对西藏古代信息传播的影响力，以及由此获得的地位不言而喻。

　　（三）吐蕃时期的信息传播具有与中原迥然不同的品性，同时显示出明显的缺陷。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区别是传播的生态环境的局限性造成的。其时的社会形态使盟誓成为吐蕃对内、对外传播信息的特殊媒介。而地理环境的高度封闭性，赋予驿道以信息传播的主要责任和使命，大大扩展了吐蕃王朝的视野，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就主要媒介而言，它传播的时效性和范围实在极为有限。这使其信息传播较少“同时性”，却更多“历史性”，传播效能、效力很低。

　　（四）在基本具备了诞生古代形态报纸条件后，吐蕃却并未出现古代形态的报纸。在这一时期，吐蕃不仅形成了藏文字，而且基本掌握了造纸技术，与中原和印度等地的文化交流相当活跃，创办“报纸”的条件应该说成熟了。同时，政权构架已相当完整，社会有对信息有着全方位的需求。但是，吐蕃却并未出现如《开元杂报》那样的“古代报纸”。原因固然复杂，但宗教影响力和社会的高度封闭性无疑是关键因素。

　　作者简介:周德仓（1962-）,男，汉，陕西歧山人，西藏民族学院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史及西藏新闻传播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