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藏文的创制和成熟，吐蕃的信息传播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进入了人类传播的第二个阶段——文字传播时代。吐蕃的文字传播以竹木、纸、铜钟、石头等为载体，出现了初步的繁荣。与此同时，一种新的“信息发布机制”——盟誓也盛行于世。驿道逐渐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吐蕃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传播品性。

　　关键词 藏文 简牍 金铭 石刻 盟誓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04）02-0042 -05

　　在西藏古代信息传播中，吐蕃时期不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形成了独立的品质，特别是在传播媒介的创新和发展上，形式之完整、多样化，为以前时期所不可伦比，即使与后来的信息传播相比较，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吐蕃时期形成了若干具有典型形态的信息传播媒介，开创了西藏古代信息传播的新时代，在中华信息传播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一、文字印刷物

　　吐蕃王朝时藏文的创制，不仅是藏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更是西藏信息传播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信息传播终于走过了漫长的亲身传播时期，跨入了文字传播时代。在西藏，我们虽然还未找到如中原唐王朝《开元杂报》那样的古代形态的报纸，但可以肯定地说，文字的传播一定是随着文字的诞生在演进着，只是它还没有出现一种典型的新闻传播形态，或者说，今天的人们还未能发现和认识它们。

　　吐蕃时期，文化的发展使文字传播具备了一般条件。在吐蕃王朝之前，西藏就有所谓“象雄文”的说法，但它仅仅限于苯教典籍，尚不能称之为全民通用的交际符号，是后来藏文的雏形。公元7世纪，吞弥.桑布扎创制藏文，并在松赞干布的强力推行下，使之成为吐蕃的通行语言，为信息传播创造了新的载体。最初的文献就刻写在木简、石崖、石碑、钟鼎，或贝叶上。文成公主进藏时，从中原带进来了用于书写的一套设备和技术，制造纸、墨的工匠被作为专业人才引进到吐蕃，这就意味着吐蕃也能如中原那样造出纸墨了。藏文书写用的是竹笔“钮固”，制笔用的毛竹从汉地输入，纸、笔等原材料的来源虽多有碍，但它比汉字书写用的毛笔相比，却简明便利多了。在松赞干布以前，雕刻技术已被藏族广泛使用，但技术尚不成熟，未成主流，译著和著作还多为手抄。不过，吐蕃在如此“充分”的条件下，却并未能出现如中原同时期“邸报”那样的古代形态的报纸，实是历史留下的一大谜语。

　　在所有的文字传媒中，书籍是最早面世的。藏文书籍最初的形态实际就是简犊、钟铭和石刻，文字载体为金属、木材和石头。它们只能被称之为“准书籍”。以佛经典籍为代表，吐蕃时期就创造了“梵夹本”的典型印刷模式。在敦煌保存的藏文佛经，就是吐蕃时代的经典。它的特点是古藏文楷体，经书的每一页都打着两个穿皮绳用的圆孔，长度超过80厘米。藏文书籍无疑以佛经为主体，但也有一些应用方面的书籍，如医学著作等。在传播学的视野中，书籍应该是最早的文字传媒，它的深度和权威性，是后来的任何时髦的传媒不能相匹敌的。当然，它的局限性就是时效性差。然而，在报纸、刊物等现代传媒出现之前，书籍无疑就是最迅捷的传播媒介了。

　　二、简牍

　　简牍是一种将文字刻写在竹木上的媒介物。实际上，在吐蕃以前，藏族先民就在竹木片上刻画符号以表意记事，传播信息。但只有在出现文字后的吐蕃，简牍才被广泛使用，以记载事实，传递信息。简牍记载的内容涉及较广，包括征兵、户籍、粮草劳役和各种会盟资料等。

　　简牍的存在不仅见诸于史书的记载，同时还有文物考古为证。据专家统计，已公布发现的吐蕃简牍有500支左右。大部分出土于公元7、8世纪吐蕃军队活动过的新疆、甘肃的天山南麓至河西走廊一线。新疆出土的简犊实物，一般长度在14.3-20.6厘米之间，正背两面书写，横书古藏文二至三行，书写不甚工整。它的作者大都是下级军官、军士或基层吏员。简牍的右端常凿有一孔，用绳子将若干支穿在一起，即成简册，右端刻有木槽，可捆扎加盖封泥，显示其为驿邮的公文。简牍所记述的内容，主要是吐蕃军队驻屯时当地的行政军事举措和社会经济生活面貌，具有一定的信息容量。它的传播范围虽仅限于政府机构，但还是能帮助相关官员把握当地政治军事局势，了解民情，以利决策，与中原相应时期内的“邸报”功能类似。其实“邸报”也仅仅是一种类似公报性质的官僚体系内部的报纸，阅读此“报”，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待遇和身份象征，“邸报”主办者绝不愿意让民众知晓相关信息，封建官僚体制需要的不是“大众传播”，而是“窄众传播”。

　　三、石刻

　　以石为材，勒以文字，传播四方，留存于世，是吐蕃信息传播的又一特色。

　　出于盟誓、纪功、述德、颁赏、封赠等方面的需要，吐蕃就常常勒石树碑，将有关的资料镌刻于上，传之天下。吐蕃石刻一般分为摩崖石刻和立碑刻石两大类。

　　摩崖石刻以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最为著名。它坐落在今西藏米林县米端区本日山主峰北麓达雍仲增地方。青岩石面，幅面为 1.85×1.5米，略呈正方形，镌刻古藏文21刊，内容为赞普赤德松赞应工布小邦王子与家臣的祈请，重申前盟颁布的诏救盟书。摩崖刻石的下方雕凿成碑座形式，未镌文字，后世佛教徒刻有右石旋“雍仲”浮雕10个，故称之为工布摩崖碑。在吐蕃时期，用于盟誓、纪功、述德的摩崖刻石比较普遍。

　　立刊碑石着重于保存史实，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重要信息。目前存世的吐蕃碑石较多，主要有:唐蕃会盟碑、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噶迥寺证盟碑、楚布江浦建寺碑（拉萨及附近地区）；娘·定埃增证盟碑、娘·定埃增续盟碑（墨竹工卡县）；桑耶寺兴佛证盟碑（山南扎囊县）；赤松德赞纪功碑、赤德松赞墓碑（琼结县）。在这些碑石中，以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时间最为久远，以唐蕃会盟碑影响最盛，以娘·定埃增证盟碑文字最长，保存最完整，它们在碑刻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是赞普赤松德赞为表彰其重臣恩兰·达扎路恭的功绩而下诏树碑勒石的，立碑时间当在公元763年后不久。它位于布达拉宫对面，与建于布达拉山脚的无字碑相对应，藏语称之为“雪·多仁乞玛”，意思就是“雪外之碑”。碑形为方柱状，正、背、左三面镌刻有古藏文，分别有68刊、74刊和16刊，共158刊。在历经千年风雪侵蚀之后，字迹犹可辨认。

　　唐蕃会盟碑享有极高的著名度。它是唐蕃关系友好的见证和丰碑。立于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坐落在拉萨醒目的大昭寺前，藏语称之为“祖拉康多仁”，意思是“大昭寺碑”。碑身高4.83米，宽约0.96米，厚约0.51米，略呈方柱形。正面西向，镌刻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会盟时藏汉两种文本的盟词，左半刻藏文，横书77刊，右半刻汉文，直书6行；东向背面纯为横书藏文盟词，78刊；右侧是吐蕃一方参与会盟的17名官员的名单位次，藏文40刊，并刻有对应汉文音译；左侧为唐朝会盟官员18人的职衔、姓名，也是汉藏两体文对照，上是藏文，下为汉文。唐蕃会盟碑的四面均镌有文字，记录了甥舅会盟的重要历史文献，以及双方参与会盟的见证人名单和职位，记载全面详尽，足见事件的重要性，凸现了传播的价值，并对藏汉友善和民族团结具有非凡意义。

　　碑石的本体功用应当是“永久存留，为历史见证”，但以传播的理念观之，还有“为令众人普遍知晓计”的效能，这就是传播的功能。这种信息的广泛传播，对稳定吐蕃社会，促进蕃汉间的交流，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碑石就是凝固的传播媒体。

　　四、钟铭

　　吐蕃时期，佛教获得了空前发展的良机。在新兴的寺庙中，当局会铸造一些铜钟，将礼佛祈福之词铭刻于上，作为供养。它虽然主要是宗教的礼仪，但也能折射出吐蕃社会的一些情形。

　　我们可以看看一些有代表性的钟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