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作家，他关注的既是西藏传统文化又是西藏当代文化。同时也在关心这个时代的发展，这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与社会变革。

　　作为一名藏族知识分子，他既要了解民族文化的传承，又要思索当今西藏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机遇中，如何让自己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

　　他就是次多，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藏作家协会副主席。擅长用藏、汉两种文字写作，并从事翻译工作。

　　次多的汉语普通话讲得很好，字正腔圆，几乎听不出是藏族人说的。然而，他生在拉萨，长在拉萨，而且一生都在为西藏的文化事业做着贡献。

　　“文化是经济的增长点。胡锦涛总书记也讲：一个民族文化的高低决定了她能否屹立在世界之林。所以我觉得西藏文化是大有可为的。‘3·14’以后，该批判的要批判，同时我们也要踏踏实实的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过去是因为经费问题，很多事情不能干，现在有钱了，就看你能不能干。所以我们文化人的希望很大，压力也很大。如果从学术的角度看文化，比如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比如当代文学创作的走向，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差距等，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任重而道远。”次多的话透出了他的直率与坦诚。

　　两年前全国开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对于西藏文化工作者来说，这又是一个机遇。次多认为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起步比较晚，现在还不着手做，又更待何时呢？他说，“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摆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我就有了想干一番事业的心情。所以在开会的时候，有很多项目大家坐下来谈的时候就会很兴奋。”

　　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的次多，意识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这也是一个文化人的责任与使命。近年来，次多主持并参与的多项工作都是在为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奔走。

　　次多曾经在拉萨古建队看到一个金属雕刻的工匠，对工匠所展现的民间工艺的技艺非常感兴趣，他认为这才是民族文化的基地。后来经过走访，他了解到工匠的父亲曾参与布达拉宫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金顶的雕刻，工匠自己也参与了罗布林卡新宫的雕刻，根据这样两代人传承的故事，次多便写出了《世界屋脊上的能工巧匠》一文，透过工匠来表现工艺作坊的命运。他用自己的笔，成为文化传承的记录人。

　　他还把西藏的传统绘画图案收集成册，计划出一本《藏族传统绘画图案解析》（暂名）。书中将收集近20个传统图案，并以当代人的审美角度和理解去解释传统的图案，既解读图案的本来的意义，又添加了当代人对传统图案的理解。

　　西藏传统体育也是非遗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次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对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了收集、整理、介绍与抢救。更多的是用当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这一文化遗产。

　　布达拉宫是西藏文化的博物馆，为了发掘其中深厚的文化遗产，次多也投入了许多精力，他为布达拉宫的匾牌文字作了实录，现在有关这些内容的书稿已经基本成型，大约有7个章节。在匾牌中有些是梵文，次多还请了更专业的人士来完成，并在书稿中清楚地作了注释。

　　计划着将藏族传统建筑、传统服饰都收集成册的次多，想让更多的人关注西藏的传统文化。

　　除了传统的文化收集整理工作，藏族文学和藏族文学翻译也是他研究的领域，在他打算出的文集中已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论藏族文学，一篇是论藏族文学翻译。

　　谈及“3·14”是否影响了他的工作、生活的秩序。经历过1989年骚乱的次多显得很淡定：“89年已经经历过了，所以这次事情一发生，我就把窗帘放下，尤其是我家里还有老人，看都不看，不用理会那些人。”

　　事件发生以后，西藏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及时处理了这件事，现在的形势已经趋于平缓，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也开始恢复。在这段时间从媒体的报道到在单位的学习，次多说确实感到这个事件印证了“我们与达赖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也更加深入理解了这句话。在文化界工作的人，是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如何在今后的创作中贯彻落实这样的思想成了次多思考最多的问题。他说：“损失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人的精神上也受到了影响。从创作来说，我们还是和过去一样，绷紧反分裂的弦，会以更加昂扬的精神把文艺创作搞好，用大量优秀的文化作品来回击达赖的‘文化毁灭论’。而且优秀的作品可以给人们更多的精神食粮，在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道路上发挥我们文化人的作用。”

　　次多在访谈结束前特别向我表示：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西藏作协把今年的工作看作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振作精神，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迎接西藏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责编：晶晶）